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划分，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，这一划分不仅仅反映了职业和经济活动的差异，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、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价值观。要理解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何以划分，需要从历史背景、政治需求、经济基础以及文化传统等多个角度来探讨。

首先，“士”作为四民之首，指的是学者、士大夫以及官员。在中国古代，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，而儒家极为推崇知识和道德的力量。士人通过科举制度得以进入仕途，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。科举制度不仅为士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，也巩固了其在社会阶层中的核心地位。士人不仅是知识的掌握者，更是政治权力的执行者。他们通过研习经典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。

其次，“农”在古代社会中占据基础地位。农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根本，国家财富和人民生计皆依赖于农业生产。因此，农民被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。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的发展，轻徭薄赋，鼓励耕织。农民虽辛苦劳作，但其生产活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与安定，因此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士人。农民的勤劳与土地的依赖，使得农业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，也确立了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。

“工”指的是手工业者，他们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手工业者通过技巧和工艺，为社会提供各种必需品和奢侈品。尽管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一定地位，但由于其生产方式多为个体或小作坊式，且与农业相比对国家稳定和经济基础的直接贡献较小，因此社会地位不及士人和农民。然而，工匠们的技艺传承和创新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。

最后，“商”即商人，在古代社会中地位相对较低。尽管商人通过贸易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，但古代中国以农为本，商业活动被视为末业。商人的财富往往被认为是通过流通而非生产获得的，这与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相悖。此外，商人通常被视为重利轻义，与士人阶层的道德追求形成对比。因此，尽管商人可能拥有财富，但在社会地位上常常受到压制和歧视。

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划分，不仅反映了不同职业在古代经济结构中的作用，也体现了儒家伦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。士人作为知识和道德的代表，居于社会顶层；农民以其实际的生产活动支撑国家经济，位居其次；工匠以其技艺服务社会，位列第三；而商人尽管拥有财富，但在儒家价值观下，其社会地位较为低下。

这一社会等级结构随着历史的演进也在不断变化。尤其在宋代以后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。明清时期，商人通过捐纳和科举进入士绅阶层，逐渐模糊了士与商的界限。然而，士农工商的基本框架仍然影响着古代中国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。

综上所述，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划分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种划分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需求，也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。理解这一划分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变规律。在历史的进程中，社会各阶层相互依存，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。